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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都是当今世界最具代表性的金融公共产品，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上世纪70年代瓦解之后仍具国际影响力的范式支撑。根据通常理解，国际公共产品的典型特征中就包括对其使用上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也就是存在一定程度的“搭便车”现象。但不久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批评的IMF和世行“不公平地偏向发达国家”，以及美国财长耶伦有关IMF和世行“反映美国价值观”等说法，都在伤害两大国际金融机构的声誉。

IMF和世行成立近80年来，对全球经济金融稳定、可持续发展以及消除贫困等做出重要贡献。但美国主导下的这两大国际金融公共产品在角色扮演上也经常背离初衷，某些时候甚至蜕变为服务于美西方利益的价值工具。例如，IMF在处理墨西哥、韩国以及阿根廷等国金融危机时表现出的选择性援助行为，损害了其作为全球性金融公共产品的国际声誉。该组织在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也表现出行动能力不足的短板，使得关于IMF改革的呼声不断升高。如何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成为多年来国际社会的广泛呼吁。

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而言，梳理这些年来美国的做法，“公器私用”态势相当明显。IMF早在2010年即通过改革计划，而且这项改革本身就是美国发起的，美国之所以牵头启动IMF份额和治理改革，目的之一就是希望新兴经济体向IMF增资以强化对欧洲国家的救助。但改革方案出台之后立即在美国国会引起强烈反弹，一些议员认为这将导致美国配额和投票权降低，最终损害美国利益，因而迟迟不愿批准相关方案。大概在美国保守势力看来，这项改革简直是在割美西方的肉：改革方案拟将IMF份额增加一倍，从2385亿SDR（特别提款权）增至4770亿SDR。超过6%的份额比重将转移到富有活力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以及从代表性过高的国家转到过低的国家。四个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巴西、印度和俄罗斯将位居IMF最大十个成员国之列。这些显然都是美国一些人极不愿看到的，于是直到2015年12月，在遭到IMF时任总裁拉加德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激烈批评，甚至连欧洲盟友也对美国施压之后，美国国会才投票通过IMF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前前后后足足拖延5年，美国的私心可见一斑。

美国故意拖延IMF份额改革，不仅使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遭遇重创，也破坏了作为二十国集团精神支撑的隐形契约，即发达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给予新兴经济体更大支持，新兴经济体在条件成熟后将承担更大责任。这反映出美国根本不愿正视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崛起，也不愿真正对其主导的全球公共产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更不愿放弃与投票权等问题相关的利益。

相较而言，中国近些年来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话语体系建设，携手有关国家成立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金融类公共产品，有力支持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可持续发展。这些都是以实际行动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切实表现，与所谓的价值观无关。在消除南北发展鸿沟、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方面，如果一味套用美式价值观来度量，只会导致更大“不公平”，致使“全球南方”被永远锁定为美国的经济附庸。（作者分别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