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舸】

一、提出问题

(相关资料图)

“吃”是人类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不同民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饮食习惯，体现着文化的差异和民族的特性。

长期以来，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闭塞的交通条件，藏族形成了与周边民族大相径庭的饮食习惯，由青稞炒制研磨而成的糌粑是藏族最主要的传统食物，它具有制作简单、携带方便等诸多优点。过去，藏族几乎顿顿都以青稞为食，同时，青稞还被普遍运用到了从婚丧嫁娶到活佛转世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手糌粑，一手酥油茶”的藏族形象早已深入人心。

然而，今天我们再去观察藏族餐桌时，却会惊讶地发现，“一手糌粑，一手酥油茶”其实已经不能反映藏族的真实生活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抽样调查和民族志研究均显示，藏族的小麦食用量正在不断增加，青稞食用量则随之下降。在许多藏族家庭中，往往只有老人依然喜食糌粑，成人和孩子大多更喜欢面条、包子等小麦食品。在藏族生活中，青稞正在从三餐主食退居为早餐食物，而小麦则逐渐占据了正餐主食的位置。

藏面

对此变化，现有研究多将原因归结为现代化。具体来说：

第一，农业发展带来了小麦种植面积和产量的巨幅增长，使大量食用小麦成为可能。

第二，现代化和多元文化交流促使藏族开始尝试、接受新的食物和文化。

表面看来，以上结论可以解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藏族食谱变化。但是，当我们将目光投向更长的历史时段时，我们就会发现它无法回答的问题。

事实上，早在70年代，“大规模推广小麦种植”的农业政策就曾使西藏的小麦食用量超越青稞，但当时小麦却没有受到普遍欢迎。相反，70年代后期“吃小麦”引发了西藏居民的普遍不满和抵制，1980年中央考察团在藏期间，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就是“不愿吃小麦，要吃青稞”。顺应民意，1980年秋，“大规模推广小麦种植”的农业政策戛然而止，自治区转而推行“大规模压缩小麦种植，扩大青稞种植”的新政策。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又是短短数年后，那些曾经抱怨“吃小麦”的藏族农民却又开始大规模复种小麦，主动把小麦请回自己的餐桌。而在今天，小麦则成了“藏族都爱吃”的食品，并重塑着藏族饮食文化。

简而言之，20世纪70年代以来藏族饮食文化变迁经历了“不愿吃小麦”、“小麦是不坏的选择”和“爱吃小麦”三个曲折阶段。

对此，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小麦曾经遭到强烈地排斥？今天却又能成功融入并改变藏族饮食文化？不同时期的哪些因素影响着藏族对小麦的观念？怎样的机制形塑着藏族饮食文化的变迁？

显然，已有的结论很难回答这些问题，其不足在于：

第一，现代化只是文化变迁的宏观背景，其宏观影响必须通过具体因素和机制才能实现。

第二，文化是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它受众多即时性因素制约，现代化在不同时期带来的即时性因素是不同的，现有研究则对此缺乏关注。

因此，要回答以上问题，我们就需要回到历史，重新发掘那些具体的和即时性的因素，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藏族饮食文化的变迁历程，理解现代化对藏族生活的真实影响。

理解这些问题的现实意义也非常重要。

首先，发展是西藏治理的首要任务，“尊重民族习惯”则是西藏发展的基本前提。然而，20世纪70年代藏族饮食习惯是“不愿吃小麦，要吃青稞”，中央也承认“盲目扩种小麦”是“不尊重民族习惯”；今天，藏族的饮食习惯却又变成了“爱吃小麦”。

因而，我们在治理中该如何把握民族习惯？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系统地理解形塑民族习惯的各种因素，才能制定出真正尊重民族习惯、行之有效的发展政策。

第二，“吃什么”也不只是口味问题，饮食差异引发的群体冲突贯穿人类历史。1959年和1989年两次骚乱时，分裂分子频繁喊出“吃糌粑的站出来，把吃米面的赶出去”的分裂口号，试图将“吃糌粑的”藏族和“不吃糌粑的”非藏族对立起来，以达到蛊惑和煽动的目的。今天，饮食习惯的变迁则让他们不可能再用这些口号制造民族对立了。

由此可见，小麦走上藏族餐桌的过程也是藏族与中华民族其他成员交往扩大、差异缩小和文化交融的过程。理解这一过程，有助于我们探求发展、民族团结与国家认同的制约机制。

第三，现代化给西藏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藏独”和反华势力却将此歪曲为“强制同化”。国内外对此谬论已有许多回应，但多是宏观数据展示或微观个体生活描述。

本文则希望将宏观的现代化与微观的个人生活结合起来，证明西藏正在发生的变迁是普通藏族居民自发、自愿、自主选择的结果，体现了藏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